在此背景下，新华网举办了“2021水资源集约安全利用”网络公益对话。与会领导、专家、企业家就水资源集约利用、水环境治理的生态价值、水治理过程中的减碳等问题进行对话与探讨。
水利部水资源管理司副司长郭孟卓表示，水资源是基础性的自然资源和战略性的经济资源，是生态与环境的控制性要素，保障水安全事关国家发展和安全的大局，事关人民群众的福祉，他呼吁大家携起手来、共同努力，为推动实现水资源集约高效安全利用贡献力量。
作为对话的嘉宾主持，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常纪文在对话中提出：绿色低碳循环发展需要企业与地方政府合力推进。
当天，参与对话的企业界嘉宾包括：中电建生态环境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孔德安、中国光大水务有限公司副总裁王冠平、北京排水集团党委委员、副总经理张荣兵、北京碧水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戴日成、中国三峡集团长江生态环境工程研究中心副主任李翀。
新华网总裁助理徐明伟、新华网能源事业部总监彭曼妮出席了对话。
我国水资源集约利用仍有较大发展空间
“十三五”期间，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治水方针，我国水资源节约、保护、利用、管理等工作取得显著成效。
张荣兵亲身感受到了北京中心城区水环境的变化。他介绍，从2013年至今，北京连续进行了三个三年行动方案：“过去几年我的亲身感受是：第一、北京中心城区水资源保障能力进一步提升，目前中心城区每年再生水的利用量12亿立方米以上，约占我们中心城区水资源总量的30%。 第二、中心城区水环境大幅改善，目前中心城区55%的河道都是靠再生水补水的，大家可以亲身感受到中心城区的河道现在是水清岸绿。第三、中心城区我们水安全的保障进一步提升。”
进入新发展阶段，我国对水资源利用由“节约”上升为“集约”，产业如何转型升级以适应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要求？
王冠平认为，集约用水需要规划层面的进一步统筹和加强。他表示，近年来切实感受到市政基础设施的大力投入。尤其是城市污水的处理率大幅提升，据住建部官方数据，该数字已达到95%以上。
他称，集约的要求更多是面向一个区域，各个城市的自来水和排水情况有差异，在政府更多统筹的基础上，企业可以有更多的参与。
水资源集约利用要求的提出必然引发产业变革。孔德安称，各领域的科技都会基于政策要求、市场主体需要等进行变革。一方面在于工程，包括科技研发、勘察设计、工程建设、装备生产与制造，生产运营等。另一方面的变革则将发生在诸如政府管理、学校教育、金融服务、法律服务、交流合作等软性非工程方面。
当前，人民对于水环境、饮水质量的要求越来越高，戴日成认为，这就要求行业里的诸多企业从污水资源化利用和健康的饮用水方面投入科研力量。戴日成透露，碧水源纳滤饮用水技术可以保留水中有益的矿物质，去掉水中有害的物质，同时，水效率较传统净水设备可提高约3倍。
“我认为污水资源化确实是解决我国水污染治理、水资源短缺和水生态保护三个问题的主抓的核心方向。”他以数据举例，中国万元GDP的用水量不断降低，目前降至60立方米左右，但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差距，意味着我国在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方面还有很大的空间。
地方政府怎样长期保障供水能力？农村饮用水质量如何提升？王冠平举例提出，晋江建了远水输送，末端在湿地进一步涵养，通过生态的方式对供水的生态水源进一步提升。农村则由于比较分散，其饮用水质量的提升、水污染的处理都面临较大挑战。
水安全的问题在“十四五”期间不容忽视。李翀提出，三水共治能够让水的价值更好地发挥，这也是水资源集约利用的深层涵义。“水价值可能是综合性的，包括水安全，要防洪，也要保障水供应。三峡集团在长江领域做的工作就是解决这些问题”，李翀说，“我们希望通过长江河湖一体化的治理方式，把水脏的问题解决。通过三水共治，来做水资源的利用，让水的价值发挥得更好。
污水资源化与乡镇污水治理是集约化利用的重要方向
水资源与人民群众的生活健康、生活品质、生产发展息息相关，关系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空间。近年来，我国在相关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常纪文表示，水资源费改税对农业资源集约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包括西北地区一些农村已经开始大力推广滴灌技术，工业领域也在促进节水和再生水的利用。
下一步的水资源集约利用工作重点在哪？对话嘉宾认为，污水资源化与乡镇污水治理是重要方向。张荣兵说，这也是未来经济发展中要补足的短板。
中国是一个水资源严重紧缺的国家，据水利部此前统计，全国有400座城市供水不足，110座城市严重缺水，因而水资源循环利用不可忽视。他称，北京再生水近几年发展得非常快，占水资源的30%，但在发达国家，这一数字可以达到90%，因而我国水资源循环利用空间非常大。
王冠平则指出，以往在农村中间建设的污水处理设施，往往运营情况并不理想，农村的污水处理如何做、不同情况的农村在污水处理方面怎样因地制宜值得探索。
对此，常纪文表示，如果绿色低碳循环发展方式不经济，市场运转不起来；如果完全靠国家的补贴，也难以为继。他呼吁，企业家们把成本降下来，同时地方给予一定的补贴。
孔德安也认为，水的治理要根据不同的农村形态分类采取措施。将“三农”问题与农村的资源、能源、水环境问题统筹考虑。他举例称，农业会产生大量的废弃物，如秸秆，这些废弃物也是资源。农民生活会有污水排放，这些水经过处理后能用于农田灌溉，污泥可以作为农业种植用有机肥。他举例：中电建在兰考建设的生物制气厂，原料是农业生产废弃物，和大量的污水，通过工厂的建设，这些废弃物与污水形成的产品就是有机肥、天然气和治理好的水。
在湖南省临湘市陈家桥村，常纪文也曾调研到相似案例。他介绍，该村将山水林田湖草综合治理相结合，集中建设一家废污资源化利用的企业，将养殖污染转化为肥料；同时，改水改厕，雨污分流，污水通过污水井集中处理，雨水流到池塘中；对河道进行生态修复与整治。他称：“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都能找到自己水污染治理和节水的方向。”
戴日成表示，尽管我国GDP逐年增加，但全国用水总量近年来基本维持在6000亿立方米左右（2019年全国用水总量为6021亿立方米），这说明水效不断提高。2019年我国“其他水源供水量”超过了100亿立方米，今年或将超过120亿立方米，这些非常规水源供水量的主要来源，一个是污水资源化利用，另一个是海水淡化，可以作为水资源集约高效利用的一个途径。他表示，二者的核心技术都离不开膜材料，碧水源将从膜材料方面下功夫，不断创新思路，把污水向资源化方向推进，向海水要水资源。
李翀则提出，农业灌溉在中国用水量中占第一位，因而农村水污染的治理非常迫切，但不应该从末端治理，而应该从源头开始，进行节流，或通过增加调蓄面积等方式解决农村水污染问题。
政企共治、系统性治理 促进人水和谐
如果说集约利用更多地着眼于人对水的顺服，人水和谐则强调人与水的和平、亲近的相处。在治理水的过程中如何兼顾生态修复，把水资源、水生态有机结合起来？
李翀表示，水安全、以及通过管网河湖的系统性治理能够营造城市的亲水环境。戴日成提出，政企共治，将水质标准不断提高，达到人水和谐。对此，孔德安的观点则更为严苛，“我们现在在河道里取水，总体是干净的，为了保持河道里的水质不降级，那么取什么水出来就应该还回去什么样水。
“我个人觉得其实中国现在水的标准，在全球来说都是非常高的，再往后我觉得这个标准的提升要跟全生命周期的碳排放结合起来考量，这样我们才能真正做到全球领先。”王冠平则表示。
水标准如何提高？对话嘉宾各有各的观点，但所有嘉宾对于水资源再生利用的观点却如出一辙：这是我国水资源集约利用的必由之路。
张荣兵举例称，从2006年底开始，圆明园中所有的水全都是清河污水厂产生的再生水，每天3万方，部分绿地是污水处理厂产生污泥经过处理后，变成有机营养土再给绿地增加营养。如今，圆明园的初水达到了3类、2类，超过了北京市4类标准的要求；园内生物多样性近几年也快速提升，对环境要求极为苛刻的中华鳑鲏鱼、金线蛙的身影也重新回归，可见再生水在水生态修复方面非常可行。
污水处理厂减碳降碳大有可为
再生水进行有效利用，污泥产生沼气进行发电。常纪文说，能源的综合利用和水再生利用能够有效促进碳达峰碳中和工作。
面对“3060”双碳目标的指定，污水处理厂该如何身体力行地参与到其中？
张荣兵提出：要降碳、替碳、固碳。“其实污水治理过程是一个消耗电能、资源的过程，据有关资料的统计，一个城市污水治理消耗的电能占这个城市总电能的1%-2%，可以说治污和减碳表面上看是一个矛盾关系，但是实际上污水本身也蕴含着大量的能源，在于我们怎么去处理。”张荣兵说。
“降碳”，即能源和资源的节约，把握城市的排水规律，合理地调整水处理过程与经济化控制参数，减少碳排放量。
“替碳”，即污水处理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的污泥，污泥经过处理之后能够产生沼气代替传统能源。他介绍，目前在北京中心城区，北京排水集团建了5个污泥处置中心。传统意义上讲，1吨干泥可以产生310方沼气。
光大水务2007年投产的青岛麦岛污水处理项目也较早采用污泥处置沼气发电的项目，目前沼气发电量可占到厂用电的35%，王冠平介绍。
“处理污水的用能，只要来自清洁能源，就能够减少碳排放。”孔德安说。诸多企业都在尝试利用污水处理厂的空间建设光伏发电项目。北京排水集团通过光伏发电已实现替代外部能源约20%。 三峡集团也通过光伏加污水处理厂来解决用能问题，集团在芜湖约有5-6个污水处理厂，装机量总计达2万千瓦。
张荣兵称，污水也含有大量的外源，比如：目前北京中心城区所有的污水处理厂，及其周边公共建筑物都是由污水中提取的能量进行供热和供冷。理论上讲，一方污水含有的热源可以为3.5平米的普通建筑供冷与供热。
“固碳”，即把污水中含有的碳固化下来。比如：污水处理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的污泥，在进行处理之前污泥中有机粪的含量约为60-80%。
戴日成透露，目前，碧水源也在研究建立未来污水处理厂，利用纳米级高精度膜分离技术回收污水中的资源，将污水处理厂升级为兼具保护环境、增加水资源、生产能源和氮磷肥料等多功能的新型城市综合体。
水生态治理要求升级呼唤科技创新
当下，水生态治理的科技创新如何做？中国环境治理领域还有没有“卡脖子”的技术需要突破？常纪文对此提出了关切。
行业的进步需要科技创新。张荣兵称，北京排水专门组织了一百人的研发团队，深耕污水处理技术，已经开发出了液氧氨化碳的技术，该技术将吧污水治理“三步走”减少为“两步走”，大量节约能耗。他称，未来资源回收利用是关键，相关技术也亟待发展。
中国环保要求的不断提高催生了中国巨大的环保市场。“我们通过内循环政策，带动很多国内技术型公司的发展”。王冠平认为，污水处理的主流技术已经较为成熟，我国环境产业不存在“卡脖子”的工艺技术。从未来的发展来看，污水处理的方向是更低能耗、更低药耗、更低碳排放，光大水务也在研发相关应用，近几年将会有试点。“在国内环保技术这块我个人认为中国走得比较前面。”王冠平表示。
保障水资源安全的科技创新也至关重要，孔德安称：“我们不仅要研究微观层次的喝水技术，水处理技术，更要研究宏观层次的规模性水资源管理问题，确保我们国家的水资源安全。”他介绍，中电建在这方面有几十万人在努力，“我相信一批有水情怀的人能做好这项事业”。他称。
把膜做好，降低膜材料制作成本，是碧水源一直以来的努力方向。对话上，戴日成透露，碧水源新一轮的研发目标是把膜材料的制作成本降低50%，目前小试、中试都很成功，预计2022年能走上产业化道路。“碧水源要把中国从膜的应用大国变成膜的科技强国”。戴日成认为，目前国内膜产品和国外膜产品进入了混合“战斗”阶段，为了保持市场的领先性，必须把膜做好。
李翀称，在科技创新中，单项技术的突破非常重要，他认为基层、系统方面的技术创新，有可能对治理山水林田湖草的问题更有成效，且相应的技术要能形成产品化、工程化的应用。
集约高效，人水和谐。我国人民群众对水的需求已经从“有没有”转向了“好不好”。水资源集约安全利用与水环境更深层次的治理要求已经摆在眼前，需要政府、企业、社会各界的合力推进。这之中，既有机遇，也有挑战。水资源利用与水环境治理工作仍然任重而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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