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儿童文学中的改编现象

改编是各国儿童文学在初创期的一种常用写作策略，也是儿童文学在不同的时代语境下葆有创作活力的重要途径。晚清以降，中国儿童文学的萌蘖和发生极为倚重对本土传统资源的现代改编，即在对神话传说、民间故事和歌谣的搜集整理基础上，以现代儿童文学的观念对其进行改造。直至今日，对民间故事、童谣的改编和重述，对传统文化的再解读和阐释，依然是彰显中国儿童文学的民族气质、呈现独特美学品格之不可或缺的方式。遗憾的是，长期以来，相较于儿童文学改编的漫长历史和丰富的文学实践，儿童文学理论界对改编现象重视不够。改编之于中国儿童文学发展的重要意义、“改编儿童文学”的概念界定及其研究内容和评价标准等，亟待展开多维度的考察。

“改编儿童文学”的内涵与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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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儿童文学中的改编现象，首先要从“改编儿童文学”的概念谈起。日本学者上笙一郎在《儿童文学引论》中明确提出了“改编儿童文学”的概念。他认为，“改编”对应的是英语的“rewrite”，是指以现代儿童文学的定义和标准，对民间文学、成人文学中具有童话和儿童文学因素的作品予以改编。他将“改编儿童文学”视为独立的文学形式，与儿童诗歌、小说、戏剧、童话、图画故事并置。上笙一郎对“改编儿童文学”界定的核心在于“rewrite”一词，强调的是以现代儿童文学的定义和标准对已有文学资源的改编。他对“改编儿童文学”的阐释有其合理性，但也有可商榷之处。

从作为独立文类开始，经过几个世纪的发展，无论是在概念定义层面，还是在文类等存在形态方面，儿童文学都经历了明显的变化。换言之，儿童文学是一个发展变动的概念，这就决定了对“改编儿童文学”的理论审视亦需尊重并契合特定的语境和现实。格林兄弟对民间故事的发掘与整理，《堂吉诃德》《西游记》等经典作品的儿童文学改编固然是改编研究的典型论题，但这类改编只是“改编儿童文学”的一种传统文本形式。在中外儿童文学交流与互相影响日益频繁和深入、儿童文学的影视改编与跨媒介传播已然常态化的当下，“改编儿童文学”被赋予了更为宏阔而广博的价值与意义。因此，“改编儿童文学”的概念应进一步拓展，除了经典作品的改编外，还应包括文学译介和传播中的改编及跨媒介改编。

传统文化资源的改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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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在《儿童文学之管见》中提出，以收集、创造和翻译为发展本土儿童文学的方法。中国儿童文学刚起步时，原创作品较少，收集和翻译在当时是更切实可行的方法，这两者都具有改编的性质。收集指的是对本民族传统资源，诸如神话、民间故事、童话的搜集和整理，这些文学遗存必须经过改编才能成为儿童文学。经由改编的方式，对本民族传统文化资源进行创造性转化，对其进行儿童化的表达，是中外儿童文学发展中常见的路径。

在中国儿童文学发生期，域外儿童文学作品通过翻译大量进入中国。在这种情形下，以现代儿童文学观念对中国传统、民间资源的改编及以中国化方式对域外儿童文学作品的改写，是发展本土儿童文学的重要手段。在这方面，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童话丛书》《幼童文库》是“改编儿童文学”的集大成者。这两套丛书的很多作品或改编自域外经典儿童文学作品，或是对中国历史故事、民间故事的改写。

此外，清末以来的教科书改革，尤其是教科书的儿童文学化，也是“改编儿童文学”的集中体现。不仅国文教科书，而且历史、地理、常识等教科书都追求儿童文学化，这就势必推动以儿童化与文学化的标准对各种人文历史资源进行改编，其中叶圣陶主编的《开明国语课本》是具有典范意义的“改编儿童文学”案例。

到了当代，尤其是图画书兴盛之后，中国儿童文学也以图画书的形式对传统文化资源进行改编，如改编自《庄子·逍遥游》的《北冥有鱼》、改编自《聊斋志异》的《宝儿》、改编自童谣的《一园青菜成了精》等。图画书成为中国儿童文学改编中的一种重要样式。

域外儿童文学作品的改编

晚清以来，域外儿童文学在中国的传播与接受是推动本土儿童文学萌蘖的重要动因，中国儿童文学的发生深受外来因素影响。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对域外儿童文学的翻译是促进中国儿童文学发展的重要推动力。而从更严格的意义上来看，当时的很多翻译可以说是编译，带有鲜明的改编色彩，是对域外儿童文学作品的中国化重述。由此，茅盾认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有儿童文学”是孙毓修用白话编译的《无猫国》。清末梁启超的“豪杰译”，以亮乐月为代表的传教士翻译，五四时期郑振铎、周作人、赵景深等人译介的域外儿童文学作品，以及《儿童世界》《小朋友》等专门性儿童刊物刊载的作品，大多带有鲜明的改编痕迹。《童话丛书》第1集中有48种源于西洋民间故事和名著，体现了中国儿童文学在发生期对改编域外儿童文学作品的重视。

结合域外儿童文学在中国的翻译和传播状况，可更好地理解茅盾为何会将翻译与改编关联起来。因为，对域外儿童文学作品的翻译绝非简单的语言转换，而是需要使域外文学作品适应不同时代中国的文化语境。如早在明代就已传入中国的《伊索寓言》，在翻译和传播过程中，出现过选译本、节译本、全译本，传教士、清末文学志士、五四文学家等不同译介主体基于不同文学、思想诉求和意图对其进行了相应的改编，形成了多种版本。这些版本的沿革与变化反映出改编在域外儿童文学的翻译和传播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例如，林纾翻译《伊索寓言》，将其作为熔铸爱国情怀和寄托救亡意图的载体。

跨媒介改编

跨媒介改编是当前儿童文学发展的重要趋向。它包括儿童文学的影视改编，以儿童文学为核心资源的游戏、玩具等创意衍生品的研发等。

随着媒介形态的嬗变，电影、电视、网络等均参与到儿童文学的改编当中，出现了不少深受欢迎的作品，促进了儿童文学的跨媒介传播。例如，中国儿童电影十分注重对不同历史时期儿童文学佳作的影视转化，很多儿童文学经典被改编成电影，《三毛流浪记》《宝葫芦的秘密》《小兵张嘎》《草房子》等都是优秀儿童文学跨媒介改编的典范。此类影视作品有效扩大了儿童文学的受众面和影响力。

研究中国儿童文学中的改编现象具有多重学术意义。首先，通过改编现象可深入探寻儿童文学如何从传统文化资源和成人文学中汲取滋养，以现代儿童文学观念对传统资源进行改造，进而成为一种以儿童为受众的独立文类的过程。其次，改编是探究中外儿童文学关系的重要切入点。中国儿童文学的萌蘖、发生和发展，深受域外儿童文学影响，聚焦域外儿童文学的改编，借鉴改写理论、操控理论等翻译理论，可以更好地呈现域外儿童文学在中国的传播、接受和变异过程，有助于反观和省思中国儿童文学主体性的建构。最后，在新媒介影响日渐深入的当下，儿童文学的跨媒介改编越来越多，需要在更为广阔的社会文化视域中对儿童文学的影视改编，以儿童文学为核心资源的游戏、玩具等的研发进行理论阐释，从而加深对儿童文学与影视、网络等媒介互动关系的认识和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