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以主题出版把中华文化传遍世界

有这样一群出版人，他们以书为媒促进文明交流互鉴，把图书出版称为“上半场”，把对外传播称为“下半场”。外文出版社副总编辑文芳说：

以主题出版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是文芳和同事们一直为之努力的工作。如果要为这份努力加一个生动的注解，文芳可以把“丝路百城传”出版工程的来龙去脉讲得入木三分。

这是一名长期从事出版走出去工作者的“本能”。以书为媒，促进文明交流互鉴，刻在他们每天的工作日常里。

文芳是外文出版社副总编辑。成立于1952年的外文出版社作为中国外文局旗下单位，一直以多语种翻译出版中国领导人著作、党和国家重要文献，以及全面反映中国基本情况、中国发展理念和发展成就的主题图书等为重点出版工作。

文芳和同事们的工作使命就是以主题出版推动各国文化交流、文明互鉴，不仅有助于讲好中国故事，更有利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传承和发展。

“丝路百城传”践行丝路精神

“丝路百城传”丛书的诞生与近10余年来我国大力提倡“一带一路”倡议密切相关。两千多年前，张骞出使西域开辟了古丝绸之路。两千多年后的2013年秋，习近平主席在访问哈萨克斯坦、印度尼西亚期间，先后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重大倡议。

在此大背景下，2017年中国外文局启动“丝路百城传”重点出版工程（由新星出版社和外文出版社具体实施）。2023年，“丝路百城传”国际合作出版项目成功入选“一带一路”出版合作典型案例，成为推动共建“一带一路”的一项重大出版工程。

分析这套丛书成功出版的原因，文芳认为定位准确且落实到位很重要。她介绍，中国外文局在策划、运作“丝路百城传”这个项目之始，就以促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文化交流、用图书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注重广泛联系国内各地、社会各界以及“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国际组织等多方共同参与。运作过程中，丛书实施方与哈萨克斯坦、肯尼亚等“一带一路”节点国家的出版机构达成出版合作意向，与法兰特出版社联合建立了“丝路百城传·中哈名城传记互译出版工程”合作机制，共同实施“丝路百城传·中哈名城传记互译出版工程”。

“国际国内的协同协作、交流互通有着非比寻常的作用，这也是众多国际政要、外国使节、知名学者对这套丛书赞誉有加的原因。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曾评价‘丝路百城传’丛书：‘这项基于复兴两国之间始自两千多年前的文化交流，这种传承的创举是哈中两国合作的典范之举’。”文芳告诉记者。

目前，“丝路百城传”丛书已出版多语种作品60余部（含中外文版），辐射亚洲、欧洲、美洲20余个国家。在文芳看来，城市是融汇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传承发展的有机体，而“丝路百城传”便是以城市传记为载体的“一带一路”主题出版物。

全媒体传播中华文化

如果说“丝路百城传”丛书的成功出版，只是精彩的“上半场”，那么利用好媒介融合增强传播、传承效果，则是需要努力的“下半场”。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加强全媒体传播体系建设”的重要任务。怎样既充分利用图书、报刊等传统媒体的功能，又探索发挥好互联网等新兴媒体的优势，促进不同媒介的互补与深度融合，形成书、报、网、微、端、屏等融媒体传播矩阵，建立全方位、立体式的对外传播路径，是中国外文局一直在努力探索的方向。

据文芳介绍，外文出版社在数字出版转型及媒介融合发展方面，除积极自主研发出版数字产品、广泛开展对外合作外，还针对重点电子书与“学习强国”学习平台、中图易阅通、京东读书、咪咕阅读、新华文轩、中文在线等17家平台合作，开展主题图书大IP运营。

文芳谈道，全媒体时代，充分利用图书、报刊等传统媒体功能，积极探索发挥好互联网等新兴媒体的优势，特别是将智能媒介技术融入其中，从而实现产品可读、可看、可听、可互动，对出版人而言是个考验。

“这是因为未来出版发展的方向是将直播、短视频、动画、VR/AR、互动游戏等新技术赋能于图书等传统出版物。正是在诸多新技术整合下，立意新颖、传播力强的对外传播精品，深受世界各国读者关注和喜爱，这也构建出了文化产品立体化传播、传承的模式。”文芳说。

多形态打造对外文化品牌

如何让海外中华儿女在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促进中外文化交流方面发挥独特作用？如何让世界读者了解、理解、喜爱中华文化？文芳认为在对外传播工作中有几点很重要。

首先要有品牌意识。在这些年的对外传播实践中，文芳深深体会到品牌建设是重要的战略。比如，“丝路百城传”“读懂中国”“译中国”等图书品牌，其产品形态不仅仅是图书，更是将其打造成为集图书、视频、论坛、文创等多种传播形态于一体的综合性品牌。优势品牌不仅强化对外传播效果，更易于打造影响力。

其次要做到本土化。文芳认为，让产品在所在国本土化，是主题出版对外传播、传承中非常重要的课题。由于海外受众与我国读者存在文化和认知差异，努力跨越文化鸿沟，贴近他们的信息需求和思维习惯，是对外传播工作的重中之重。仍以对外出版为例，本土化主要涉及选题策划本土化、人员本土化、运营本土化等方面，这就要求我国出版人与所在国专家、出版人以及受众共同策划相关选题，请知华、友华的外国人来写中国故事，联系当地出版机构实现图书海外落地出版等。只有通过本地策划、本地制作、本地营销等全方位本土化运营，才能真正实现中华文化国际传播、传承的效果。

再次需注重转型。文芳认为，随着智能传播时代的到来，构建多层次、多形式、全方位的立体化国际传播渠道，是中国对外出版发展所需。为此，对外出版需要在传统图书出版之外，探索融合转型和多元发展模式。在强化内容建设的同时，以目标受众群体的不同特征为依据，设计多元传播渠道，并对多元传播内容进行有效整合。

具体而言，就是将精品图书、短视频、活动、周边文创等多元产品形态有机融合，共同实现传播、传承乃至发展的效果。同时，探索社会化、市场化运作方式，充分发挥市场优势，把文化传播与商业运作结合起来，把文化交流与文化贸易结合起来，不断拓宽传播、传承途径，进而实现主题出版融合转型和主题出版物多元发展。

(本报记者 章红雨 见习记者 蒲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