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厂、检修设备，本该在山西一家国营工厂照常工作的姜瑞阳，有天突然被叫去办公室，还未进门，七八个便衣警察围了上来，随即，22岁的他被戴上手铐——走私毒品罪，在同事的注视中，他走出车间，配合警方回家搜索物证。
那天是2021年9月2日，警方拉开他家所有抽屉，翻找阿德拉和利他林，此前姜瑞阳为治疗注意力缺陷障碍（俗称多动症，下文简称“ADHD”），从海外网购了这两种药，殊不知其中所含的丙苯胺和哌甲酯，皆在国家禁毒办列管范围之内。
利他灵，图片来自网络
“正常人谁知道你买药会买成毒？”姜瑞阳说，在出示诊断书，进行多次药物测试后，他仍处取保候审状态，在不确定是否入狱的煎熬中等待着审判结果。
对此，专注毒品犯罪案件的律师何国铭表示，这类麻醉精神药品涉毒案件近几年逐渐增多。在他经手案件中，AHHD用药占比接近一半，但各地法院对其医疗属性仍缺乏相关认知，且在法律适用上，尚存一些模糊地带。
相关案件背后，ADHD患者求医问药的难题乃至药物地下交易乱象逐渐显现。北京高新医院戒毒科主任徐杰强调，滥用利他林极易成瘾，且治疗难度远大于毒品。
“毒”药
取保候审期间，姜瑞阳曾在社交账户发帖，称此次涉毒是“迫于无奈，也鬼迷心窍”。
姜瑞阳说，他自小难以集中精神、保持冷静。2018年11月，他刚入职时，生产线上的机器出了故障，同事都喊着“快跑！”那一刻，他的思绪却飘散了，甚至没多大恐惧。“我的脑袋接收了太多其他信息。”撒手刚一跑，他才惊觉自己侥幸逃生。
之后，他在网上了解到其症状与ADHD高度相关，但山西两家具备诊疗资质的医院皆不接受成人就诊，他不得不前往能接诊的北京大学第六医院，抵达当天，挂号已满，他坐医院门口，挨冻一夜，以为一早能排上队，结果网上预约早已抢空名额，他只能从黄牛手中买票。
确诊后，他拿到专注达，同利他灵相比，两者有效成分同为中枢神经兴奋剂哌甲酯，不过国产利他林已在2009年陆续停产。北京高新医院戒毒科主任徐杰表示，利他林为哌甲酯速释剂，见效快，但作用时间短，患者一天需多次服用，依从性差，且因其易“上头”形成所谓的快感致人成瘾，伴随生产技术提升，国内将该药替代为缓释剂专注达，一天仅需服用一次。
即便如此，专注达仍为一类精神药品，即“红处方”药，其批发、零售、处方权皆有严格管控，医生一次最多仅能开出15日用量。
“这是一笔巨大的开支。” 姜瑞阳解释说，一月两次跨省开药，1140块，再加上请假，往返路费、住宿费，要花近3000块，而他月收入还不到6000。因此，他选择在值班或学习等必要时间吃药。他也强调，服药后有不少副作用，没胃口，晚上睡觉心悸，还有难以忍受的便秘。
姜瑞阳回忆，2019年3月，他在社交平台看到美版利他林代购信息，折算下来，一个月开销约1000块，他认为利他林药效期更灵活，能保证自己数小时的专注即可，便根据卖家要求，通过海外邮寄的方式下单。
澎湃新闻记者检索发现，社交平台上仍可见不少卖药帖子
两个月后，他接连买了150片利他林及10余片阿德拉，“听人说效果好想尝试”，收到阿德拉时，药塞在罐子里的棉花中，让他生疑，用手机一查关键词，首页就是缉毒新闻，称其作用机制同冰毒一样，“我吓得直接给扔了”，当时他隐隐觉得自己违法了，不再买药。
但他没逃过警方侦查，即便早就吃完了那些药，他与卖家的联系、交易、邮寄信息都留有痕迹。姜瑞阳此后从办案人员口中得知，此次抓捕类似一次“清网行动”，其中“一多半是学生”。
律师何国铭表示，他所接触的ADHD用药涉毒案件当事人中，也存在相关特征：年轻，一般在20岁到30岁之间；高学历，“硕士都非常多”；除少数人为了减肥购药，普遍患有精神障碍，如抑郁症，失眠症等。案发地域以沿海城市居多，主要通过线上交易，邮寄交付。
至于为何近几年相关案件逐渐增多，何国铭解释，新冠疫情后，人流，物流的管控收严，金三角生产的海洛因、冰毒等传统毒品因此减少流入国内，一些吸毒人员转而吸食新精神活性物质：即第三代毒品，通过对管制毒品进行化学结构修饰而来，同具备麻醉、兴奋或致幻作用——其作用机理与上述药品相似。
何国铭从与办案人员的多次沟通中了解到，为遏制第三代毒品蔓延态势，“公安局有文件性规定，要求各地侦查机关严厉打击这种精神类药品的买卖、走私行为。”如若姜瑞阳最终被定罪，检方将计算其购买的药物的有效成分总量，依据与海洛因的折算比例进行换算，再由海洛因量刑标准进行判罚。何国铭表示，对此类人员，检方量刑意见通常在2-3年。
此前，何国铭就国内麻醉精神药品涉毒案例做过分析，他举例称，像部分药品代理商，通过海外渠道卖给国内患者。长期出售、涉及数量、次数、金额较大的情况下，甚至会面临顶格7年的判罚处理。
模糊
被警方带走，在厂里连续消失两天之后，姜瑞阳在同事传言中成了一名瘾君子。他说领导还算宽容，没开除他，但要是背上刑事责任，或者此事闹太难看了，他基本只能主动走人。
事实上，他已被警方认定为吸毒人员，需定期前往社区报到做毒检，其档案亦纳入全国联网的动态管理系统中，如用到身份证，随时会引发警报，被带去做毒检。姜瑞阳回忆，之前两次乘机，一次被安检带走，脱下衣服，鞋带都给抽出来仔细排查；另一次直接被警察带去做尿检，“社死成分比较高”。
何国铭认为，购药“涉毒”，档案被纳入动态管理系统，不仅意味着往后生活的不便，还有违当事人尊严。他表示，通常3年不复吸即可解除管理，但因解除权限是在省级公安机关，需当事人一级级在网上申报，解除十分困难，“一旦被认为吸毒的，可能终生都要面临这样一种遭遇。”
但对姜瑞阳来说，眼下更迫切的事，是确认他是否会因走私毒品罪入狱。他说自己多次向民警、检方询问过开庭进度，仍未得到确切日期。
记者从其病友处获知，姜瑞阳曾在病友群中提及此事，有人认为最好的结果是警察撤销这个案子，因为姜瑞阳有确诊书，但“还有一些案例，病人被判缓刑”。
此类麻醉精神药品涉毒案，适用法律尚存模糊地带。如最高人民法院2015年5月印发的《全国法院毒品犯罪审判工作座谈会纪要》（下文简称《纪要》）中，仅规定非法出售麻醉精神药品需要根据毒品与药物的属性一分为二地认定。
在实际案例中，成人ADHD的低普及度，增加了向办案人员说明药物属性的困难，何国铭认为这“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判罚结果。”
而在当下并不完善的成人ADHD诊疗现状中，他接触的绝大多数当事人并无确诊证明，多是通过网络信息自我诊断，后加入一些患者群向药贩子购买药物。“这种情况可以说是常态类型案件。”他表示，没有确诊记录，不代表就能因此认定涉嫌毒品犯罪。可收集被追诉人与他人就药品治病的聊天记录、查询相关病症的浏览记录等证明信息。
“新型毒品与麻精神药物日益泛滥，国家应予以遏制，但这并不代表可以肆意扩张刑法的边界。”何国铭建议，两高应出台司法解释，对此类案件予以明文规定。明确辨析证明责任，并出台相关指导性案例给全国法院。
在北京高新医院戒毒科主任徐杰接触的案例中，网购阿德拉、利他林等药物，经常会买到假药。其中不乏卖家以冰毒、摇头丸等毒品替代药品，极易涉嫌走私毒品。此类药物不断被药贩子包装成“聪明药”，他接触的200余位利他林成瘾者中，不少人正是受此蛊惑，抱着提升学习、工作效率的念头网购药物，最终却成了瘾君子。
他同时补充，正常人服用利他林后，会导致多巴胺分泌过多，浓度增加，如若滥用，极易成瘾，导致胃肠道、肝肾、心脏受损，且易出现抑郁、幻觉等精神问题。且利他灵等药滥用成瘾后，治疗难度远大于毒品成瘾：许多黑市的毒品是土制的，纯度不高，但药品不同，其价格比毒品便宜不少，制作却更为精良，纯度高且作用时间长，他认为，若这类药品缺乏监管流向市场，危害更甚毒品。
受限
在成都一家通信公司做项目经理的张建辉，或将同样被控涉毒。自学ADHD资料后，他得知ADHD遗传性较高，连带认定正上小学、成绩不佳的女儿同患此病。2018年年底，两人前往成都儿童医院，女儿并未确诊。他不死心，通过巴基斯坦的一位华人医生一次性购买到了10盒利他灵，又托朋友带回国内。
张建辉与药贩子聊天截图，受访者供图
张建辉说，“单纯靠药改变命运不一定有用，但至少有那么一个机会”，但女儿连续用药一个月，药量从半颗加到整颗后。她写作业的速度仍未见长，食欲倒是减了一半，且情绪变得低落。张建辉怀疑药是假的，自己也前后试药好几次，一次2片、吞服、含服仍然没效果，最终他打消了继续用药的念头。
药贩子向张建辉出示的价目表，受访者供图
“没有诊断就没有治疗。”同济大学附属同济医院精神医学科主任、曾参编第一版和第二版《中国注意缺陷与多动障碍防治指南》的教授陆峥表示，他也曾碰过类似“患者”，为了开药来看病。他说正常人服用ADHD药物，并不能提高专注力，也没必要，好比健康人使用抗抑郁药，同样不会提升情绪。
他同时强调，当下所有精神障碍，包括成人ADHD，药物治疗仍是主流，但必须依据诊断和复核诊断来规范化用药。通过以上例子中的网购用药，“纯粹是瞎蒙。”
但在用药乱象背后，国内ADHD诊疗的“区别对待”同样需要重视。陆峥表示，在儿童、青少年中，ADHD十分常见，是儿少精神障碍中的最主要的诊疗单元。专注于全球细分行业调查的咨询公司QYResearch，则在2020年发布的ADHD市场调研中表示，中国是ADHD药物市场规模增长最快速的地区之一。
但截至目前，国内尚无针对成人ADHD的专病诊疗门诊。陆峥表示，中国成人ADHD患病率为2.8%，估计其中仅有不到5%的患者得到诊疗。陆峥补充道，社会对ADHD认知也多局限在儿童、青少年，“无论是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医生的认知仍然是不足的。”加上成人ADHD共病现象普遍，即常伴随焦虑、抑郁、睡眠障碍、双相障碍和物质使用障碍，“很容易被忽略，往往会导致漏诊或者误诊。”
眼下，陆峥正致力于建立中国成人ADHD门诊，为此他与团队需要建立严格和标准化的诊断机制：规范ADHD筛查、检出工具，两名以上专家将需要一起诊断和确认每个病例，从去年12月起他着手准备，期间团队最为关注的，不是医疗问题，而是如何规避法律问题如开出药品被倒卖交易。
他表示，目前迫切需要多部门协同制定相关医药和法律程序，尤其是药监和公安部门，“我们是谨慎又谨慎，就怕跨入这样的红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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