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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时代教师角色再造路径

   2021-11-05 260
导读

随着自然语言处理、机器学习、人脸识别等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人工智能与教育教学的融合不断显现其独特优势,在教师专业发展与自我身份建构中不断释放其革新力量。基于数据与算法的人工智能技术易将教师的教学活动及


随着自然语言处理、机器学习、人脸识别等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人工智能与教育教学的融合不断显现其独特优势,在教师专业发展与自我身份建构中不断释放其革新力量。基于数据与算法的人工智能技术易将教师的教学活动及专业发展框定在刻板的程序化结构中。在不断追求计算理性的过程中,传统教师职业角色受到了强烈冲击,致使教师在职业工作、知识传授、立德树人、管理决策等方面丧失角色优势,转变教师自身角色认知、重塑教师身份属性与内在意蕴的诉求日益强烈。

人工智能挑战教师角色独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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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角色指社会对教师职能和地位的期望与要求,而教师职能的复杂性注定了教师具有多种身份角色。随着人工智能在教育实践中的广泛应用,教师角色的独特性将面临重大挑战,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教育工作者的角色淘汰挑战。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虚拟教师、智能导师、智慧学伴等逐渐普及应用,教师的大量工作将逐渐由智能机器人完成,教师职业身份面临着“淘汰挑战”。首先,作为一种被视为提高教学效率的“教育工具”,人工智能的教育应用在一定程度上受当前愈演愈烈的功利主义教育价值观影响,使得教师与人工智能技术间的“人—技”关系有可能走向对立格局。其次,人工智能在动态采集教育数据、开展精准化教学、定制高效学习方案等方面明显具有一定的独特优势,其在教学实施、课堂管理、知识存储等方面所体现出的精准性与高效性,使人们对于人工智能将会在何种程度上取缔教师职业身份的恐慌与焦虑日益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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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知识权威者的角色拆解挑战。传统的教学方式以教师的课堂知识传授为主,学生获取知识的途径较为单一,教师作为知识权威的身份较为稳固。基于人工智能的系统、机器等具有远超人脑的知识存储量以及强大的数据分析能力,海量的信息与知识涌现在终端设备与交互媒体上,学生获取知识的时间和空间不断拓展,师生之间非对称的知识占有关系受到巨大冲击。受个人精力有限、专业素养不足、教学环境与模式固化等因素限制,教师知识的获取速度远远落后于智能时代知识的创生与传播速度,教师的知识更新速度和存储容量在智能机器与大数据面前显得微不足道。由此,在人工智能时代,教师将不再是学生获取知识的主要渠道,教师传统的知识权威角色将逐渐遭受淡化与拆解。

三是立德树人者的角色失位挑战。师生双方之间的情感互动与心灵交流是教师贯彻立德树人教育理念的关键,而人工智能支持下的新型学习格局无疑会给师生交互带来新的困惑与挑战。相比于传统教育,过度依赖程式化与数据化的技术工具,会在一定程度上忽视品德与人性培育中的情感互动与关爱。在情感捕捉、智能语义识别等技术的支配下,师生交往看似是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实际却是人与数据、算法之间的交往,基于人工智能技术、大数据分析的教学与管理弱化了师生交往中的人性之维。由此,人工智能驱动的在线交往压榨了师生情感对话的行动域,师生对话过程难以持续彰显师生双方的生命价值与人性立场,教师在扮演立德树人角色的过程中逐渐成为“旁观者”,面临尴尬的“失位”窘境。

四是管理决策者的角色依赖挑战。教师在教学设计与实施、班级管理、课程开发与执行过程中,总会面临着诸多行动抉择与事项厘定,即教师亦具有管理决策者的身份。随着教育决策过程的智能升级逐渐成为不可避免的教育变革趋势,部分教师开始过度依赖教育大数据与算法分析结果,丧失了教师作为行动决策者的主体性价值、主观能动性与职业敏感性。久而久之,人工智能可能会成为部分教师决策的主要依据,更多的行动决策问题将被交予人工智能算法处理。由此,人工智能技术有可能逐渐遮蔽教师对所处环境的认知和判断能力,导致教师在管理决策过程中忽视自身独有的教育实践智慧,甚至过度遵从或依赖基于智能技术的教育决策与管理方案。

再造教师角色的行动路径


面对人工智能时代的教师角色挑战,亟须重新审视技术哲学视域下教师与人工智能技术的“人—技”关系,厘清人工智能时代教师角色的存在价值。具体而言,人工智能时代的教师角色重塑可关注以下四个方面的行动路径。

一是在职业工作方面,教师应从恐惧技术走向胜任技术。教育是人的灵魂的教育,这注定人工智能与教师职业不是替代与被替代的关系,而是一种“人—技”协作关系。因此,教师需转变对人工智能的恐惧心理与抵触情绪,主动将智能技术胜任力要素纳入自身专业素养框架之中,增强对人工智能技术的驾驭能力与协作能力,积极建构人工智能教育应用的创新路径,充分发挥人工智能运用于教育的种种优势,实现技术理性与价值理性之间的良性平衡。例如,教师可依托数据采集与分析技术、智能化学习测评工具等,从程序化的常规教学工作中解放出来,从而将更多精力置于非预设、非线性的教学工作之中,形成与人工智能技术优势互补的人机协同架构。

二是在知识地位方面,教师应从传递知识走向建构知识。一方面,教师知识权威的重构需建立在专业知识建构性认同的基础之上,故教师应摒弃传统的知识传递者角色,正确审视与适应人工智能时代知识的产生与流通方式,基于智慧教育环境下的在线会话、交流、共建和共享,为学生知识学习与联通提供方法、工具与资源支持。另一方面,为有效应对人工智能时代知识属性的多变性,教师需树立终身学习理念,主动学习包括学科专业知识、人工智能应用知识在内的理论知识与实践技能,不断提升自身智能教育素养,不断激发自身对于人工智能时代知识生成、筛选与共享的理解力与创造力,促使自身成为知识建构的引导者。

三是在立德树人方面,教师应从算度立场走向人文立场。从育人角度而言,虽然计算机等技术手段取代了教师的部分工作,但学校教育的本质并没有发生变化,教育是富有人性的活动,教师与学生之间的关系重在对话与沟通。相对于人工智能而言,教师所具有的反思能力、批判能力、直觉思维、同理心等天赋特质,使其能够超越“教书”的行动边界,更多地担负起“育人”使命。因此,面对人工智能可能带来的师生关系异化、价值观偏移、伦理风险等现实难题,具备“立德树人者”身份的教师亟须在被数据与算法影响的师生交互空间中探寻品性培育之道,铸牢教育立德树人的人文立场,成为学生德育的引导者。

四是在管理决策方面,教师应从行动依赖走向理性能动。当教师的管理决策完全受制于人工智能算法与大数据分析结果时,其行动主体性与角色能动性将逐渐被基于数据智能的个性化管理决策体系所侵蚀。因此,教师的管理决策与人工智能的关系应从过度依赖转向有机互融,即教师应该从“算法数据的奴役者”成长为“理性能动的自决者”。尽管人工智能具备强大的分析与自适应能力,但归根结底依然是人类能力的自我延伸,在教育行动决策中所扮演的只是辅助角色。由此,教师仍需基于自身经验,在依托人工智能技术对学情数据、教学数据进行智能分析的基础上,充分发挥自身创造性、想象力、教育智慧与专业素养,制定能够彰显自身教育理念与价值取向的精准化管理决策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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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小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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